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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历史上的劳资矛盾及欧洲现代国家的建立,http://www.dxs89.com
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既是分配意义上的，又是生产合作意义上的。一方面，他们千方百计地利用自己在商品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压低工人的收入和权利，而工人则会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和权利，和资产阶级进行不懈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和工人之间又在生产上互相依赖。资本家需要工人充满积极性地劳动、充满热情地劳动，充满创造性地劳动，因为这样既会使资本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也会使资本家获得越来越大的利润。工人同样也需要资本家进行正确的决策和管理，否则，公司生产上不去、销售上不去，对公司员工们也绝不是什么好事。有人说，现在公司的经营管理都是由职业经理人去做，资本家什么也不用做，就是一个食利者阶层。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职业经理人是要由董事会聘任的，一个由资本家们组成的董事会（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说千千万万普通收入的股东），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定要尽可能聘任一位能力极强的总经理，这位总经理一定要能够给公司带来尽可能大的利润，否则会被随时撤换；另外，董事会还要对公司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对公司的运营进行监督。所以，即使一个资本家不再从事自己公司的日常管理，他仍然是公司的最高决策者，他的决策行为对公司的生存发展、从而对每一名员工的切身利益，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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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认同劳动价值论的，但这里的“劳动”应该既包括简单的体力劳动，也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的复杂劳动，还应包括公司所有者的决策劳动；在大学里我教过八年的企业管理课程，深深知道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决策对于企业是多么重要，真所谓一将无能、累死千军。
马克思认为产品的价值都是被雇佣者们——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创造的，而资本家们则对价值的创造毫无贡献，就凭拥有生产资料就拿走了利润的大部分，这当然就是剥削。确实，资本家之所以能拿走大量利润，是因为他们拥有生产资料；但也不能说资本家对产品价值的创造毫无贡献；应该说，资本家们能拿走大量利润，占有生产资料和对企业决策管理上的贡献这两个因素同时存在，我们应减少第一个因素的效应，加强第二个因素的效应。
减少第一个因素效应的方法就是使用累进制的税率，使用遗产税。
为什么我十分强调工商业生产方式对塑造人际关系的作用？因为工商业生产最强有力地导致了人们共同利益的产生。人最爱的就是他（她）自己，最想获得的就是他（她）自己的利益，显然，工商业生产比农业生产更能给人带来物质利益。但是，要进行工商业生产，就必须和他人合作；不仅自己要充满积极性地去生产经营，而且其他人也必须充满积极性地去生产经营。可其他人如果不能获得利益，不被尊重，没有多少社会权利，怎么可能充满积极性地去干活呢？因此，为了增大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就必须增大他人的利益和权利。我们经常说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会发生冲突，可是，从事工商业生产的人却越来越发现：人们之间利益的一致性大于冲突性。所以，一方面，劳资双方有着严重的利益对立；另一方面，他们之间同样又有着利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导致了：资本家需要工人充满积极性地劳动，工人也需要资本家充满积极性地干活。
在工商业社会中，资本家在权益分配上的优势地位，来自他们对货币资本的占有，来自他们在一个以商品关系为主导的社会中占据的组织性核心地位。工人们发现，要争取和扩大自己的权益，就必须从这里入手。而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彻底改变，也就是否定资本家对货币资本占有的合法性，主张资本公有；而且不能再让商品关系作为社会上的主导性社会关系模式。这样一来，资本家在社会上的优势地位，资本家对工人们的压榨，都将荡然无存，在财富的分配比例上，在权利的安排上，工人们将和资本家取得完全平等的地位，实际上，到那时，已经不存在工人和资本家这种概念了。但是，这样做可能会带来一个副作用，那就是：如果商品经济运转的决策者因为没有了资本而没有了经营动力，工商业生产的组织和经营运转可能会出现问题，可能会造成社会生产的总体效率降低、总体效益下降。正是考虑到这个副作用，所以，在西方，从15世纪直到今天，这种彻底动摇的方式还没有真正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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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难道就真的容忍资本家们对工人的压榨吗？为了所谓的总体效率、总体效益，工人们就得忍辱负重，甘当资本家们的驯服良民吗？对此，工人们是决不答应的。如果第一种选择会带来付作用，那么工人们就考虑另一种选择。
第二种选择，它包括两方面。
其一，不能再让商品关系作为社会上唯一主导性关系模式，必须用其他的、有利于工人们的社会关系模式对它加以调整，那就是工人们要形成自己的组织性力量，要组成自己的工会、自己的政党，最重要的是，工人们要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这种权利必须通过全民民主的方式来实现。如果社会上只有单纯的商品关系、单纯的资本关系的话，那么资本家可以只按照自己的心愿解雇工人；现在，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资本家在解雇工人时，还必须考虑工会的意见，而西方国家的工党和社会民主党，更是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组织性政治力量，为工人的利益说话。
其二，不能再认为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有三个基本内容：
一是使用权，而自凯恩斯以来的西方国家开始用政府力量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做一定调节，比如国家银行的作用，比如财政和货币政策，比如反垄断法；
二是收益权，现在则通过累进制的税率，更多地收取资本家们的收益，然后按福利原则、平等原则、人道原则在全社会分配，这些原则和效率原则共同在社会上起着作用；
三是让渡权，现在用遗产税加以调节。因此，在今天的西方，私有财产仍然神圣，但已经不是那么的神圣了；它受到全
民民主的制约。
为了拥有政治权利，工人们就要形成自己的组织性力量，要组成自己的工会、自己的政党，这种政治权利必须通过全民民主的方式来实现。在欧洲，商品关系在17、18世纪就已经成为社会上主导性的人际关系模式，而充分的社会民主则是在19和20世纪之交实现的，这两种社会组织方式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今天西方社会的主导性社会关系模式；今天的西方，在如何合作起来更有效率效益地创造总体社会财富及其他社会文明方面，在如何分配财富和权益方面，商品原则和民主原则在携手共同地发挥着社会组织和社会调节的作用；而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则以民主原则为最高原则。
工人们的以上做法当然削弱和降低了资本家们原有的地位和权益，资本家对这样的动摇是很有意见的，他们在思想上转不过弯来，于是他们就使用他们能使用的所有手段，去抵抗这种动摇，他们会颁布各种法令，会对工人的罢工和集会结社进行武力镇压。但资本家的这种对抗，也是有所顾忌的，因为资本家为了自己的利益，是需要和希望公司员工们充满积极性地、充满热情地、充满创造性地为资本家卖命，资本家也不想把关系搞得太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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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就是这样时而激烈、时而缓和、时而为了各自的利益义愤填膺、时而为了共同的利益又相互妥协地进行着。他们是一对前世的冤家、今生的怨偶。从中世纪的工商业城市时期开始，一直持续到19和20世纪之交，他们才达成几条双方都遵守的关系原则，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才告基本结束——但决不是完全结束，完全结束是不可能的。而正是根据那几条双方都遵守的关系原则，今天的西方国家才可以被称为“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化的、福利化的国家”，在实践中，这四个定语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互相冲突、互相制约的关系。
洛克、哈耶克、诺齐克等人，强调经济自由，限制民主国家对财富的二次分配；从16世纪以来的、以欧文和马克思为代表的一部分欧洲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则主张对上述原则进行彻底动摇；潘恩、费边社、后期的恩格斯、第二国际、罗尔斯·罗依斯等人，则有的主张通过议会民主的方式争取工人的权益，有的主张民主国家对财富进行二次分配，实行福利国家制度。
今天很多人说马克思的预言并未实现，但我想，马克思如果今天再生，他不会为此感到有多少遗憾。马克思终身为之奋斗的，并不是要证明自己曾经作出的某个预言，而是要建立一个更加繁荣、民主、人道、正义的社会，一个不再有任何压迫压榨、每个人都获得完全解放的社会。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不仅在原始积累时代坏事做尽，而且一直在压制工人阶级的权益，在欧洲和美国，从14世纪到19世纪，资本家控制的政权力量开枪镇压工人阶级集会、游行、罢工的事件屡见不鲜。如果工人阶级不和资本家们做坚决而不懈的斗争，资产阶级永远也不会让步和妥协。是的，今天欧洲的资本家们比以前懂得尊重工人们了，懂得再也不能开枪镇压工人了，接受了即使自己腰缠亿万美金在选举时也只有一票的现实（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人是没有选举权的），在对工人的态度上，今天的资本家和以前的资本家相比，可谓是改过自新、洗心革面、浪子回头了。
而这和工人阶级的斗争是分不开的，坏孩子不管教怎能变好？罪犯不惩罚怎能改造？特权者不被斗争怎能放弃特权？和一两百年前相比，今天的西方社会更繁荣、更民主、更人道了，在这个变化中，马克思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事实上，现代的一些西方人并不认为今天的西方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认为今天欧美的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混合体。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一是取消私有制，实行全社会的计划生产；二是推翻资产阶级对政权的把持、垄断，实行全民民主。今天看来，前一个设想较为理想浪漫，但后一个设想却自马克思去世后一步步在欧美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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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欧洲现代国家的基本建立
我们可以从两大线索去理解欧洲现代国家的建立。第一个是商品经济所带来的自愿平等分工合作的关系，取代坐寇性国家机器对百姓的压迫压榨关系。第二个是无产阶级不断地组织化，利用全民民主的方式，制约资产阶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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